奥古斯都时代，近卫军的建立、蜕变和对帝位嬗递的恶劣影响

引言

从近卫军的性质上看，无论肩负什么使命和任务，实际上都是皇帝的私人保镖，其活动只能由皇帝亲自决定和安排。创建近卫军的同时，奥古斯都为加强对近卫军的控制和管理，专门于公元2年，任命了两名近卫军长官。

学术界一般认为，奥古斯都将近卫军的指挥管理权一分为二，是汲取了共和国历史上两名执政官共同执政，相互牵制、制约的经验，不至于军事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里。近卫军长官的权力和地位与近卫军的重要性紧密联系在一起，近卫军长官有相当大的权力，任职资格也有严格要求。比如近卫军长官必须有战场经历，此外，还担任过多种官职；有权对犯错误的近卫军士兵处以死刑；除百夫长外，近卫军军官必须由元老担任等等。

奥古斯都之后，近卫军长官人数变化不大，大多数情况下是两个人，个别时为一个人。依仗所辖军队的特殊性、重要性，近卫军长官的地位随之发生了今非昔比的变化。“由于这一官职设在皇帝身边，控制着首都附近的军队，所以近卫军长官的权力是显赫的。为防止权力的滥用，这两个官职是指定的。”

设置近卫军长官之初，其军事指挥权包括了对意大利其他军队的指挥权。随着时间的推移，近卫军长官权势日隆，“一些近卫军长官的权力甚至超过了他们所保卫的皇帝手中的权力，尤其在三世纪危机期间”。吉本在论及近卫军对罗马帝国的种种危害时说：“然而，这些国家的保卫者他们是从意大利青年中挑选出来的精英，受过军事和品德方面的训练，是真正的人民的代表，也便最有权利来选定共和国的军事首领。这类论断不论如何于理难通，而当凶横的禁（近）卫军像那位野蛮的罗马征服者一样，把他们刀剑作为理论根据抛出的时候，自然谁也无言对答了。”

图|近卫军指挥官（左一）向图拉真皇帝汇报战况

“近卫军长官通常为两人，但在公元51-62年间，只有一人，他的名字是阿非里亚努斯（AfrianusBurrus)。”历史上，近卫军长官的人数曾经有过增减。提比略时代只设置一名近卫军长官，从康莫德时代开始，将其增加到三人，甚至四人。但无论人数发生了怎样变化，近卫军长官的权力和地位是根据皇帝对军队的控制能力的大小确定的。大多数情况下，皇帝的“天敌”不是其他敌对势力，而是身边的近卫军及其长官。

近卫军的创建使罗马常备军中又多了一个组成部分。作为真正意义上的皇帝卫兵，奥古斯都本人最初直接控制这支军队，按照狄奥·卡西乌斯的观点，维持一支有特权的近卫军，控制行省和近卫军就等于控制了大多数军队。但在公元2年，近卫军的指挥权交给了专门设置的近卫军长官。近卫军长官即是“皇帝私人卫队的司令官”。

由于近卫军肩负的保卫皇帝、皇室的特殊使命，所以任命近卫军长官的政治意味大于其军事意义，“通常被视为是政治上的委任”，近卫军及其长官的特殊性就在于此。作为皇帝身边的武装力量，近卫军不同于罗马的军团常备军。许多时候，近卫军长官并非身经百战的将领，即使在战场上也很难觅得他们的踪影。帝国历史上，不止一个近卫军长官恶名远播，成为社会动乱的罪魁祸首。特别是近卫军长官利用自己的地位和特权蓄意干预王位传承，多次导演了杀戮皇帝的悲剧。更有甚者，不止一位野心勃勃的近卫军长官导演杀戮皇帝悲剧时，将个人目的掺杂其中－他们本人即为王位觊觎者。

图|韦帕芗皇帝半身像

帝国历史上，近卫军和皇帝关系非常特殊，既可以是皇帝的御用军队，也常常成为皇帝潜在的、公开的敌手。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一些皇帝绞尽脑汁，多加提防。韦帕芗皇帝（公元69-79年在位）尝试从自己家族成员中挑选近卫军长官。“近卫军长官独有的特权和权力实际上确保了他们自己卷入王朝阴谋之中，王位继承问题从第一个皇帝到最后一个皇帝，一直困扰着帝国政府。”近卫军集中在罗马城和意大利（奥古斯都死后不久便全部集中在罗马城内），近卫军长官直接把握着这支精锐部队，为近卫军长官滋长野心，干预帝位嬗递创造了便利条件，“近卫军长官除了拥立皇帝之外，无所事事”。迈克尔·格兰特指出：近卫军长官“在拥立和废除皇帝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除了近卫军之外，奥古斯都还在罗马城内新组建了另外两支部队：夜间巡查部队（vigiles)和城市步兵大队。前者实际上是准军事化部队，后者则是在奥古斯都设置了城市长官（preafec-tusurbi）之后，组建的三个城市步兵大队（cohortesurbanae），是为罗马城市警察部队。这三个大队在元老阶层的城市长官麾下服役，驻扎在罗马城内的近卫军兵营中。和普通的军团士兵相比，在城市步兵大队服役的好处是，有机会得到提升跻身特权更多的近卫军行列。同作为罗马城内的驻军，近卫军和夜间巡查部队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近卫军的士兵需要晋升官职时，一般需要在这两支部队提升为百人队长，然后再回到近卫军任职。这两支部队和近卫军一起构成了罗马城内的驻军。这样一来，“奥古斯都直接控制的罗马城内的军队已超过了13000人”。

图|今人扮演的近卫军士兵

奥古斯都创建近卫军的初衷无可厚非，作为“专职”的皇室卫队，对保卫皇室、维护帝国朝廷起到的作用是积极的。为了加强对近卫军的控制，“他从不允许在罗马驻扎的步兵大队超过三个，而且即便是这些人也没有永久性营房……”甚至散居在普通的民宅中。

由于奥古斯都“真正的权力依赖于对军队的控制”，所以奥古斯都在建立新的政权体制时，专门建立常备军性质的近卫军。近卫军既是拱卫王室和皇帝本人的精锐之师，也是一支特权部队。各种各样的特权使近卫军成为特殊的军事力量，“近卫军官兵是军队中最有特权的一部分”，而且成为国家正规常备军的一种。从奥古斯都开始，近卫军的特权便呈现出增长趋势。这些特权主要包括：服役年限短、军饷和赠与高于军团士兵,退役时获得的金钱比其他士兵多8000塞斯退斯,得到提拔机会也比军团士兵多，就连部队的军旗和着装也不一样。

图|奥古斯都半身像

在宫廷中值勤时，身着紫色“拖袈”（toga），即使在罗马城内不着军装，也可以携带武器四处出进。奥古斯都政治谋略恰在此处表现出来，目的是为了减少元老们的恐惧，因为“元老们对罗马城，甚至在意大利出现军队是无法接受的”。种种特权与特殊待遇既表示了这支军队的特殊性，也由此产生了创建者意想不到的负面结果。这些特权和特殊的待遇非但没有增加近卫军对帝国和皇帝的忠诚，反而使近卫军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近卫军利用与众不同的标识以使自己有别于其他部队”。特权和特殊待遇使近卫军平添了诸多优越感。出于笼络这支部队和保持部队忠诚的目的，奥古斯都还对近卫军进行犒赏。奥古斯都之后的历代皇帝为换取近卫军的忠诚，不同程度地对近卫军宠爱有加，使近卫军特权与日俱增。但事与愿违，种种特权和优越感并没有增加近卫军对皇帝、对国家的忠诚，反而滋长了凌人盛气。这种由特权衍生出的危害在奥古斯都时代并没有显露出来，却把祸患留给了他的后人。在帝国几百年历史上，近卫军一直是一把“双刃剑”，且害大于利，无疑是奥古斯都埋下的祸根。

近卫军种种特权产生了难以尽数的消极效应，总的说来，这些特权并没有达到使近卫军恪尽职守，维护国家安宁，保卫皇帝人身安全之目的，反而助长了近卫军的骄横。各种特权和皇帝的恩宠使这支特殊的军队“如虎添翼”，最后发展到弑君废主，直至失去控制，无恶不作的地步；不仅没有发挥保卫宫廷、王室安全的作用，反而成为内乱的制造者。除经常性地根据自己的好恶取舍皇帝外，竟然发展到在自己的军营中公开拍卖帝位的程度，公元193年当政的朱里亚努斯就是出高价买来的帝位。近卫军弑帝杀主的恶劣行径产生的最重要的影响便是“负激励”作用。在他们不断提名皇帝时，各地军团竞相效尤，拥立自己的长官为皇帝。这种恶性循环不仅破坏了正常的帝位嬗递，也给帝国增加了诸多不安定，本应正常的帝位嬗递人为地演变成为血腥和杀戮。罗马帝制独有特色的产生与此不无关系。

图|今人所绘罗马士兵形象

近卫军的骄横、堕落有形与无形地提高了近卫军长官的地位。由于近卫军的特殊地位使得近卫军长官变得势重位高，逐步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倾朝野式的人物，这也可视为近卫军长期消极影响的伴生性恶果。近卫军对历史和帝国社会的消极影响也许是奥古斯都始料未及的，“这一新的组织却给未来埋下了若干危险的因素”。这些危险因素主要表现在对王位嬗递的非正常的干预上。这支原本应稳定王权与社会的军队，变成了社会动荡与不安的重要根源之一。奥古斯都创建近卫军的初衷并没有贯彻到底，对“意大利法律和秩序的维护”变成了对法律和秩序的践踏，更有甚者连主子也成为其杀戮对象。军队干预帝位嬗递就是从近卫军杀戮拥立皇帝开始的。

奥古斯都以自己的行动否定共和国传统，将军队驻扎罗马城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和后果。值得注意的是，对旧传统的否定并没有带来新传统的诞生，在改造旧结构的过程中，新的结构并不是完善的。以奥古斯都的沉稳性格，做出如此大胆举措，出乎意料。此时的奥古斯都虽然没有在形式上彻底抛弃共和国，但在此之前任何一位入驻罗马的将军都不能和奥古斯都相提并论，他创建近卫军的目的明确而又直接，吉本尖锐地指出：“那个狡猾的暴君（指奥古斯都－引者注）感觉到法律也许能起一点装点作用，但显然只有军队能实际维持他篡夺来的统治，于是建立了一支强大的禁（近）卫军，随时用来保卫人身安全、威吓那些元老、并用以防止或尽快摧毁刚露头的反叛活动。”吉本的评论带有比较强烈的感情色彩，但建立近卫军并将其部署在罗马城，显然带有威慑成分在其中。

把近卫军驻扎罗马城内，不能不说是奥古斯都一次重大创新。自苏拉时代开始，罗马军队不允许驻扎在罗马城内。虽然苏拉之后罗马军队多次在罗马城摆开战场，不止一次酿成内部厮杀，但每次厮杀火并后，都没有专门在罗马城驻扎军队。奥古斯都把他所创建的不同名目的军队驻扎罗马城，名义上是为维护帝国心脏的安全和安宁，实质上是在以武力维护他所建立的元首制，为他的元首制增加威慑力。从这层意义上讲，近卫军的诞生是元首制的必然产物。奥古斯都的所有想法因他控制军队有方，并没有欠缺之处。

但他死后，情况则发生了变化。因为从他开始对军队的控制力不是制度，而是主要来自元首、皇帝的个人能力。这种个人能力差异，为近卫军和军队营造了兴风作浪的时空。罗马帝国的许多祸患不能全部归咎于罗马城内驻扎军队，但在客观上的确为军队制造事端创造了条件，尤其是近卫军作为唯一一支驻扎罗马城的军队，可以利用在政治中心和皇帝身边的“得天独厚”的优势，由保卫皇室的武装力量逐步蜕变成为操纵皇帝、把握皇帝命运的、罗马帝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武装力量。特别是近卫军变成了“一支无可匹敌的国内武装力量之后，皇帝被迫迎合近卫军的好恶，帝位的传承寄希望于对近卫军的赠与”。

图|英国启蒙时代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

作为目光敏锐的历史家，爱德华·吉本在他的传世之作《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把近卫军横行不法视为帝国衰亡的征兆。他的结论不免过于笼统，就近卫军给帝国造成的直接、间接危害来说，这一观点不无道理。“起初，近卫军就是皇帝的私人卫兵，最后则成为严重困扰罗马帝国的问题。”

近卫军的社会危害以及给罗马帝国造成的种种危害，为历史家所共识。由于近卫军给罗马帝国造成的巨大危害，当代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在其《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曾把受军队影响国家的政体称为“Praetorianpolities”（中国学者译为“普力夺政体”）。罗马帝国并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普力夺政体”，但近卫军在帝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及其“Praetorian”一词被当代学者所引用，足以说明“Praetorian”曾经是罗马帝国政治舞台上一支举足轻重的势力，并对帝国政治生活产生过重要影响。

除了近卫军之外，奥古斯都还建立了一支大多数著述极少提及并不为人们熟知的私人部队——“日耳曼保镖”。这支被称为“custodes”的部队，主要从遥远的边境地区征召，因此这些人在罗马以及行省不可能有相应的政治地位。这一惯例是奥古斯都（确切地说应是屋大维）在共和国末年的内战中创立的。当时，几支由蛮族构成的部队兵员是从新征服地区征召的。奥古斯都曾解散一支从卡拉古里塔尼亚（Calagurritania)征召的西班牙部队，但将已成为自己家族保镖的日耳曼人保留下来。大概出于相同目的，卡里古拉在莱茵地区进行演习时从巴塔维人（Batavi-an)中间征召保镖。尼禄统治的时代，这支保镖部队还存在。谋杀生母时，他将这些人撤走。这支保镖部队最后是被疑心颇重的伽尔巴解散，伽尔巴把这些士兵遣回原籍，“没有给他们一分钱”奖赏。

图|尼禄油画形象

“日耳曼保镖”是帝国另一支特殊武装力量，是“皇帝周围的卫队，比近卫军距离皇帝更近一些”。“日耳曼保”在罗马史上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只是帝国初期几个皇帝拥有过这支军队，也为大多数人所不了解，但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不仅说明了罗马帝国军队曾经有过皇帝纯私人保镖性质的部队，更说明罗马军队兵员成分的变化由来已久。

对于罗马帝国的任何一位皇帝来说，为了维持自己的帝位，拥有一支属于鹰犬性质的私人卫戍部队，既是必需的，也是必要的。但由于近卫军（在奥古斯都死后）长期驻扎罗马，优越的地位和待遇，生活在政治中心和权力中心，优越感和特权逐步演变为骄横，使他们感觉到自己拥有左右皇帝命运的“实力”和“资本”，也自然能够左右帝国的命运。所以，即使是那些非常强悍的皇帝，也不得不对近卫军恩威并重，以赢得近卫军的支持。遗憾的是，大多数情况下，不是皇帝很好地控制了近卫军保全自己，倒是皇帝纷纷落入近卫军手中。

结语

有学者在论及近卫军对罗马帝国的负面影响时指出，罗马帝国军队的腐败是从近卫军开始的。奥古斯都当然不会料到近卫军的骄横与腐败、直至失控，否则他不可能建立这样一支贻害万端的特殊军队。从整体上考察近卫军的历史，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近卫军的创建并没有给帝国带来应有的稳定和安宁，反倒埋下了纷争与混乱的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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